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。当古蜀文化、中原文化、巴楚文化在这片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的古老土地上交汇，它的温润、丰饶与富足，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。那些代代相传、精雕细琢的手艺，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，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，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，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那闹年的锣鼓、狂欢的水龙节、火龙灯舞、大庙会、花会、木兰会；那“片纸来之难，过手七十二”的手工造纸、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、遗世独尊的铁匠铺、独步天下的邛窑……“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系列篇章，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。
邛窑是四川遗址面积最大、烧造时间最长、出土文物最丰富、器物流散最广的古瓷窑，被中国古陶瓷专家称作是高温釉下三彩和彩绘瓷的故乡。在中国陶瓷以“南青北白”而闻名的隋唐时期，邛窑就以釉色丰富、器型多样、工艺高超而称雄于世。邛窑先进的工艺对北方唐三彩、湖南长沙窑、安徽寿州窑，乃至宋代各大名窑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然而，由于诸种原因，邛窑的辉煌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在沉睡了千年之后，邛窑和邛瓷终于“一醒惊天下”！
现身乱世 邛窑遭殃
邛窑是四川省邛崃市境内南河十方堂、固驿瓦窑山、白鹤大鱼村、西河尖山子，及西河柴冲等古瓷窑的总称，是我国唐代名窑。考古界泰斗耿宝昌先生认为：邛窑创烧于东晋，发展于南北朝，成熟于隋朝，兴盛于初唐，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，停烧于南宋中晚期，由盛到衰经历了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。十方堂邛窑遗址是四川古瓷窑遗址中面积最大、窑包最多、造型纹饰最美、出土文物最丰富、烧造时间延续最长、器物流散最广的我国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北京故宫、南京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及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埃及等国的多家著名博物馆均有邛窑藏品，并被视为珍宝。
在邛窑窑址中，尤以十方堂古陶瓷遗址规模最大，最具有代表性。据权威的《中国陶瓷史》记载：“南朝时，四川成都和邛崃等地先后建立瓷窑，烧青瓷。四川地区唐代瓷窑，以邛崃有代表性。窑址以十方堂比较集中。唐代是邛窑的极盛时期。”
由于邛窑器物具有高超的烧制和艺术水平，邛窑遗址过去曾吸引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盗宝人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聚宝盆”。早在清末民初，便有一些“先知先觉”者怀着一夜暴富的想法来此“淘金”。随着重见天日的邛窑器物愈来愈多，邛崃和成都相继出现了专售邛窑古陶瓷器的“专肆”。一时间，邛窑器物被鉴赏者和爱家视为至宝。消息不胫而走，“取宝”之风盛极一时，各地古董商云集邛崃，使昔日无人问津的小小十方堂热闹非凡。
由于买家人众，无论“完残粗细器物皆争相抢购”。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在其著述中曾提到“即使最珍贵的陶器，也被收集在篮子里，称斤论两地出售”。那时在十方堂，邛窑遗物之多，用“俯拾皆是”四字，是不足以形容其盛的。因为出土器物实在太多，人们不独是“称斤论两地出售”，还把它们用来筑墙、修建牛槽、猪圈、厕所，以至“嵌饰庐宇”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一段当年用邛窑碎片、匣钵、支丁夯砌的土墙屹立在那里，无声地见证着那段疯狂的岁月。
在这场对邛窑的疯狂劫掠与蹂躏中，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唐式遵的“杰作”。唐式遵原为刘湘部下，在四川21军中任32师师长。抗战中调出四川，升任军长及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、安徽省主席等职。当时，邛崃的驻军正好是唐式遵率领的32师。本来驻军是负责全县（邛崃当时是县）治安，保一方平安的，但唐式遵却命令士兵们抢劫性地挖起古物来。据当时曾耳闻目睹其现状的魏尧西先生报道：“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唐式遵驻防邛崃，更作大规模之挖掘。军民齐集三四百人，争先恐后，日夜挖掘，所收甚多；且运到上海市博物馆公开展览，并设专肆售卖，至残碎瓷片，有购归嵌饰庐宇，每斤售洋三角。有彩色及图案者，倍其值……”而早在一年前，就有军人陈某在十方堂窑址揭开了大规模非法盗掘的序幕。也许是军队严加保密或移防的原故，陈氏的这次“大肆发掘”并不广为人知。
1936年夏天，在十方堂窑址侥幸得手的陈氏军队又移师成都，大肆盗掘琉璃厂窑址，而驻防邛崃的唐式遵军队早已摩拳擦掌，在十方堂窑址开始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盗掘。在军官们的直接指挥下，数百壮汉夜以继日地向古代文明疯狂攫取。但见在铁锹、锄头的挥动中，一件件精美的邛窑瓷器从泥土里露出它们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乱挖乱掘，使整个窑区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。那时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，对盗掘现象熟视无睹，听之任之，丝毫未加干涉，而前四川省博物馆尚未正式成立，无法进行正式发掘，致使保存了千百年的邛窑遗址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。在那场浩劫中，唐式遵是掠夺邛陶最多的一人。他迫不及待地把从十方堂窑址攫取的大量宝物运至成都、重庆、上海等地去牟取暴利。那些精美的瓷器，很快变成了唐式遵囊中白花花的银元。当然，唐式遵不仅爱银子，也爱邛窑瓷器。这个附庸风雅的武夫，当时，在他成都的豪华公馆里，有一条路的路面就是全用邛窑的多种色釉的瓷片铺成的。
在邛窑遗址被盗掘的混乱高潮中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郑德坤教授及英国学者贝德福于1936年9月结伴前往十方堂窑址进行调查研究。这是最早的一批由中外专家组成的邛窑遗址调查组。从邛崃返回成都后，葛维汉立即向当时的“中央研究院”写了一份请求正式发掘的报告，但十分遗憾的是，请求未获批准。迫不得已，华西大学开展了抢救性紧急收购行动。今天，我们有幸在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邛窑精品，便是那个时代的劫后余存。
天下第一红 艳惊四座
湮没近千年的邛窑在乱世中的20世纪30年代重见天日。然而，由于邛窑大量精美完整的器物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，时移境迁，人事全非，精美的邛窑古陶瓷器在惊鸿一瞥之后，又渐渐地被人们遗忘。邛窑的辉煌，被历史的尘埃再次封存了起来。有如大海被风暴偶尔溅起的几朵浪花，风平浪静后又复归于平静，甚至死寂。
在这个“复归于平静”的时间段，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邛窑悠长的历史。
邛窑陶瓷业发达，邛窑器物美不胜收，影响甚巨，绝非偶然。公元前316年，秦惠文王灭蜀以后，出于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，开始在蜀地修筑城池。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成都、郫城、临邛成为当时蜀地仅有的城、市、官府、民居并存的三大完整城市。建成后的三大城市构成一个互为犄角的“品”字，由此可见深谋远虑的秦人多么具有战略眼光。
从秦朝开始，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入川，给蜀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各种生产技术。加之古代川西草木繁盛，河流纵横，粘土随处可取，运输亦极为便利，这就为邛窑的兴起、发展和最终扩大为一个庞大的窑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可惜邛窑地区的高质量粘土不多，因而，数量有限的精美瓷器只能满足宫廷、官府和上流社会的需求，而不能像越窑瓷器、内邱白瓷瓯那样“天下贵贱通用之”。然而，这丝毫掩盖不了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。
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不仅表现在其产品上，而且，在其制作技术和装烧工艺上也有惊人的表现。陶瓷爱好者大都知道，我国古陶瓷的烧造，在明代以前比较广泛使用的窑炉是龙窑。龙窑具有体积大、热效率高、燃料省、造价低、单件产品成本低等诸多特点，其最大的优点是升温快，降温亦快，可以快烧，还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。因此有人说，龙窑是青瓷的摇篮。
那么，我国唐代最大最长的龙窑在什么地方？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表明，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名窑，也不在湖南长沙窑、安徽寿州窑，而是在刚刚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窑址面水背山、依山而立、距邛崃市区12公里的固驿瓦窑山。这个结果恐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吧？这座始烧于南北朝、废弃于唐代早、中期的龙窑长达46.2米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。据专家计算，一座42米长的龙窑，一窑可烧制瓷器1.5万件以上。按此推算，邛窑固驿瓦窑山这座长46.2米的龙窑，一窑至少可烧制瓷器1.6万件以上。龙窑愈长，烧制瓷器愈多，劳动强度也愈大，对烧窑技术的要求也愈高。
在2006年新春佳节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首届赛宝大会上，被专家评委会誉为“天下第一红”的“邛窑釉里红瓜菱形水盂”，从500多件民间藏品中脱颖而出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并一举夺得铜奖。此件藏品是邛窑古陶瓷民间收藏家尚崇伟众多邛窑藏品中的一件，是进京参赛的10余件四川藏品中惟一获奖宝物。
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在点评此件宝物时说：“此次邛窑发现的高温红釉是当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红釉，以中国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而言，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制釉的第一红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”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先生在公布铜奖获得者名单时，专门以邛窑水盂为例，说其价值之所以甚高，就是因为从汉代至唐代都是低温釉，而邛窑水盂则是氧化铜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窑变而成的红绿釉，是极为珍贵的至宝。
邛窑水盂“艳”惊四座的“天下第一红”，让古老的邛窑再次名扬天下。
